外滩的西式洋房，带来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建筑样式，成为中国都市建筑的一个模板。以外滩为起点，现代大都会的上海开始从原来的小县城一跃而为当时世界的第五大城市，它还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号称“东方巴黎”。

  1920年代，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导致电影在中国迎来了快速地发展的黄金时期。刚开始，上海每两个月就成立两家新电影公司。1921年，上海有140家电影公司，1922年剩下12家仍在运作。

  从1930年代开始，上海的电影业再次蒸蒸日上起来，当时放映的电影以引进的外国电影为主，特别是好莱坞的电影，几乎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1927年，美国商业部内外务商业办公厅的《贸易信息公报》称“中国目前有106家电影院，共68000个座位。它们分布于18个大城市。”而其中，上海就占了26家。

  当时最豪华的电影院是上海的奥登，有1420个座位，《良友》画报上连载的英文广告这样写道：“奥登是东方最宽敞最华美的电影宫殿。完美的构造和设计。一切为观众的舒适和健康着想。奥登首家为您提供最佳影像。”

  奥登只是20年代一大批挂着洋名进入上海市场的电影院中的一员大将，卡尔登、美琪、恩派亚、夏令配克、维多利亚、巴黎等众多有着外资背景的欧美院线的出现让上海观众眼花缭乱，在这里，好莱坞的八大电影公司均享有放映他们首轮影片的权利。20年代，上海的观众就对格里菲斯和卓别林的影视作品如数家珍，美国人的明星在某一些程度上成了上海青年的神祇。

  为了追逐时髦，观众付出的代价不菲。王定九在《上海门径》一书里说，以当时的消费水准，卡尔登、大光明、南京和新光这样的上海顶级首轮影院，它们的票价贵得确实有些离谱，一般是1-2元，差不多是二轮、三轮院线倍。

  同时，上海的电影院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这里就是一个本雅明流连忘返的“拱廊街”。那些仿佛宫殿一样的大堂由大理石铺就，还有舒适得像沙发一样的靠背椅，令观众流连忘返。

  作为国内现存最古老的影院之一，大光明不仅目睹了80年来中国电影的兴衰流转，更创造了无数的辉煌。1928年，潮州籍商人高永清联合部分外资将静安寺路（即现在的南京西路）216号的卡尔登跳舞场改建为影院，聘请《申报》副刊《自由谈》的主编周瘦鹃为广告部主任，周瘦鹃为这座新影院命名为“大光明”。

  大光明电影院1930年在放映美国丑角罗克主演的辱华影片《不怕死》时，著名戏剧家洪深愤起抗议，被巡捕房逮捕。在社会民众的声讨与媒体的下使大光明在开业三年之后无奈黯然停业。随后，被称作“华南电影院大王”的英籍华人卢根对影业已颇具规模的上海虎视眈眈，一心想把大光明改造为远东第一流的影院。他不仅耗尽了自己的资本，更从美国融来资金，请著名建筑师邬达克设计，奶黄色的外立面构成像波浪中行进的风帆，流畅的圆弧曲线从大厅顶部围环整个影院，意大利大理石砌成抽象的图案，观众大厅极富气派，宽敞的观众休息厅优雅并充满文化艺术氛围，整洁的环境令人赏心悦目，最出奇的是当上海的电影院还在用电风扇降温，大光明却耗资30万元打造了冷气间，终于实现了“远东第一”的梦想。

  张爱玲时代的大光明，门口有三眼巨大的喷泉，台阶上铺着丝绸地毯，衣着华美的俄罗斯女郎作为招待。还有一个由欧美乐师组成的乐队。来大光明看电影的都是有钱人。据说鸿翔的服装设计师为了能捕捉最新的流行样式，也经常到大光明观察时髦女郎的穿戴。

  和今天一样，电影潜移默化着上海女性的时尚观念。当时流行的一本女性杂志《玲珑妇女图画杂志》以各种电影明星的照片和介绍性文字为招揽顾客的重要法宝。凯瑟琳·赫本、玛琳·黛德丽、海伦·海耶丝和葛丽泰·嘉宝……这些性感女神最终成为上海女性朝思暮想的楷模。

  2008年，大光明影院斥资1.2亿元人民币，开始对影院做修复工作。风帆形的外立面、荷花形的屋顶、圆弧曲线形的大厅、高挑堂皇的进厅，翻修一新的大光明电影院重新找回十里洋场中的“洋气”感觉，其欧美建筑风格的辉煌外观令观众有着置身上世纪30年代的错觉。

  尊崇并恢复历史原貌是本次修复和改造中所坚持的原则，原有的放映大厅，一、二层老休息厅以及外立面，都予以保留并全面修复。修复过程中，参照了许多历史照片和图片，以求恢复大部分老年人对大光明的总体印象。其中，大厅、进厅和休息厅顶面全部采用24K金箔铺设，进厅和休息厅则全部采用铜质花饰扶手，营造出了大光明原本金碧辉煌的效果。

  大光明电影院出自匈牙利著名设计师邬达克之手。近代在沪外籍建筑师对上海近代建筑史乃至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发展进程影响深远，这些外籍建筑师自然成为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与线索。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在沪外籍建筑师总数应该约为407位，至少来自21个国家。其中英国建筑师占比达到51%，其次是美、法、德、俄、日等国建筑师。来自中东欧地区的建筑师不多，其中，斯裔匈籍的建筑师邬达克是最为知名的一个。

  邬达克出生于建筑世家，一生成就在建筑规划设计。他在上海前20年时，一幢幢作品成为上海滩新景观，这些作品是他的喷涌的设计才华的体现。

  邬达克在上海设计建造的五十余个建筑项目，其中31个作品已经被列入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名录，如今，他的作品成为了上海城市烙印，他的名字与上海融为一体。2014年邬达克被评为上海的99个经典符号之一。

  位于福州路209号的美国花旗总会、河南中路521—529号的美丰银行、南京西路170号的上海四行储蓄会二十二层大厦都出自他手。

  邬达克设计的四行储蓄会大楼是一座英国格鲁吉亚风格，虽然设计上十分简单，但邬达克利用白色大理石搭配深棕色形成的强烈对比效果使这座大楼熠熠生辉。邬达克为了不断在建筑的材料、色彩和设计中寻求平衡，数日数夜不眠来使这座建筑呈现得更加完美。功夫不负有心人，四行储蓄会大楼被“远东评论”报评为“商业建筑中最独特的建筑”。

  1931年5月，国际饭店动工兴建、1934年12月竣工并开业，饭店由4家银行联合投资兴建的投资建造，面对当时的上海跑马厅。由于当时楼高惊人，故有“仰观落帽”之说。据说，1933年年轻的贝聿铭途经饭店，自豪感油然而生，未等读完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课程，便踏上去美国求读建筑学的道路，并终成一代国际建筑大师。大楼的建筑风格完全是当时美国装饰艺术运动摩天楼风格，外墙使用深褐色面砖，竖线条处理，顶部层层收进，显示出强烈的立体感，采用了钢框架结构。底层至3层镶贴黑色花岗石，4层以上镶贴棕色泰山面砖，在第2、3层和14层以巨型圆角玻璃镶贴，确实是美轮美奂。

  邬达克之所以能够在上海设计那么多的大型建筑，和上海商业之都的气氛是息息相关的。

  商业氛围的日益浓厚让百货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到1920年代晚期，外滩已然浮现了三十多幢高层建筑，它们主要是银行大楼、饭店、公寓和百货公司。当时上海的四大公司名闻遐迩。80年前的上海，“到公司去”，成了上海人出外白相、娱乐的代名词，这里说的“公司”，指的就是当年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即先施（现为时装公司大楼）、永安（现为永安百货大楼）、新新（现为食品一店大楼）、大新（现为第一百货大楼），是上海繁华商业的象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大公司竞相装潢，橱窗陈设争奇斗艳，加上异彩纷呈的霓虹灯，使南京路有了“小巴黎”的美称。

  先施公司是由香山籍华侨马应彪于1900年1月8日创办，公司的名字“先施”则来源于四书《中庸》里的“先施以诚”。它是香港早年顶级规模的百货公司，也是香港第一间华资百货公司。

  1917年，马应彪将先施百货开到了上海，同年，先施公司大楼建成，它坐落于南京路北侧，是当时南京路最高的建筑。大楼由德和洋行设计，沿街为骑楼式券外廊与街道相通，屋顶设有屋顶花园、茶座。大楼转角处立面有一个三层塔楼，其平面由下而上逐层收小且由方变圆，以塔司干式柱支撑。建筑外貌腰线突出，具有文艺复兴风格，局部有巴洛克式装饰。

  四大公司发展并繁荣了上海的商业都市文化，而且，由四大公司发展起来的规范化服务理念，已经很现代化，许多服务理念仍然值得现在的商场和其他服务业人员学习和借鉴。

  上海第一部手扶电梯就在南京路大新公司内。上海第一部厢式电梯，是汇中饭店（现和平饭店南楼）内引进的奥的斯牌，其时距奥的斯先生发明电梯不过七八年。而上海第一部手扶电梯又在哪里呢？就在大新公司内，也是奥的斯牌的。百货公司内首先使用的电梯、空调，以后成为高档商业形态的基本条件。

  大新公司是四大百货中出现最晚的一家（1936年），它出于商业营销的需要，至少在硬件上需要出其不意，后来居上。

  1912年春蔡昌离开先施开设大新公司。1936年1月10日，楼高10层的上海大新大厦在南京路西藏路口落成，1.7万多平方米的营业面积，使它超越先施、永安、新新，成为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冠。蔡昌及其经营的沪、穗、港大新公司，驰名海内外，在全国百货行业中，具备极其重大地位。

  作为第一家由中国人开办和经营的现代化百货公司，先施改变了人们讨价还价的习惯。千百年来，商家与顾客之间采取的是“漫天要价、坐地还钱”的中国式交易方式，这种习惯虽然充满乐趣，但交易成本太高。先施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一段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顾客逐步感受到了“不二价”的优越性。

  作为现代百货公司的先声，位于上海黄浦区的四大公司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并昭示着大都市上海的未来。（记者 何映宇）